上银基金：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医疗消费需求
1、我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2022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7%，根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23年占比将达到14.3%，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从7%到14%历时23年(2001-2023)，2034年占比将达到21.6%，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历时12年。日本老龄化率从7%上升至14%历时25年(1970-1994)，再到21%历时13年(1994-2006)。中国老龄化进展速度快，与日本类似，当前我国处于轻度老龄化社会向中度老龄化社会过渡的阶段，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但历时要快于日本。中国与日本的人口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跨时空相似性，在人口增速、经济发展水平与老龄化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因此日本的老龄化发展道路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银发经济里的医疗需求
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老年性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攀升，对应诊疗需求也持续扩大。如眼病中，老年性白内障手术需求促进眼科服务和人工晶体市场增长；老年人因免疫力下降更易得RSV、带状疱疹，带来RSV疫苗、带疱疫苗的需求；代谢疾病高发，带来降糖、降脂、降压及新一代改善型品种的需求；衰老带来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治疗和延缓衰老的“类保健”药品的需求。在经过治疗后，老年患者因为恢复慢、病情重，对应的康复需求也较为旺盛。
参考日本，我国医疗端的压力大，更需注重性价比。上世纪70年代，日本医药支付端陷入紧张，控费改革的初步降价开始，支付端压力倒逼日本第一梯队药企创新。80年代日本实行每两年降价的控费改革，支付端压力再上一个台阶，推动日本药企集中度提升和头部药企进行创新，同时第二梯队药企开始发展。90年代日本签订ICH协议，第一梯队药企率先开启国际化进程，构建全球竞争力。2000年后，日本扩大DPC，药品成为医院的成本端，第二梯队药企开始整合，为国际化储备研发实力。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背景与日本70年代至90年代具有类似性，医保支出不断提升“性价比”。我国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在2022年达到2.4万亿，逐渐上升的医保支出、人口老龄化对医保支出的“性价比”提出更高要求。2015年开启的药审改革倒逼企业进行创新及国际化；同时医保局成立，带量采购于2018年正式开始，目前已经进行7批次；医保谈判逐步常态化。国家卫健委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如分级诊疗、医药分离、支付方式改革，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措施。国家药监局牵头推动支付方式等改革，国家医保局发挥购买者职能，通过医保谈判、带量采购等方式，提高医保效率。三者共同推动下，我国创新药占比预计将不断提升。创新药数据与国际接轨，引导产业升级。创新药研发思路往往是借鉴海外已经上市的“FirstinClass”药物，进行fastfollow研发。Fastfollow模式对于药企本身来说，可降低研发风险，企业针对国内市场快速推进临床，填补中国市场用药空缺。但是进行fastfollow研发的问题是壁垒不高，因此国内药企对热门靶点会出现扎堆研发的情况，带来的后果是竞争格局恶化，研发内卷。同时叠加支付端压力，导致创新药在国内市场的价值大打折扣，企业的国内价值难以支撑估值，但后续CDE出台了相关文件，强调了创新药研发需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对药企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创新药行业虽经历了一些曲折，但随着药企国际化项目的出海推进，2023年海外MNC药企BD中国项目屡见不鲜，已验证国际上对中国创新药企的日益认可。
医保控费背景下，日本通过有效的定价机制控制了药品价差，同时通过药品加成率控制解决以药养医，引导处方外流。1992年开始逐渐缩小批零差价和院外处方的股利政策，使得医院处方不断流到药局(只卖处方药)和药店(综合)。日本处方外流的背景是医院药品价差缩小，在院外处方费的激励下，处方外流区别于美国医院和零售药店两类终端，日本在处方外流过程中形成了院外保险药局的第三类终端，原因有二：一是与医院关系近的个人或企业受益处方外流的过程，日本前20大保险药局的股东大多为药剂师及药企背景；二是“处方”最核心点在于占用医保，换言之，外流的处方也应该在药占比的范畴内，因此，保险药局和零售药店的盈利模式本质不同。
日本药店行业的发展历经了集中度提升和加速处方药布局两大过程。中国药品销售模式与日本比较类似，且日本药店行业发展较为成熟，1980年代开始连锁化发展，而中国药店自2000起开始连锁化，起步较晚，横向比较下仍有长足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认为日本药店行业发展对中国企业有借鉴意义。中国零售药房目前同样在经历集中度提升及处方外流两大趋势，药事管理能力更强的头部药房有望优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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